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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姓名文化:最大的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

已有 363 次阅读2019-2-9 16:49 |个人分类:随笔


 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,不但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、人员,而且每年还推出丰富多彩的相关活动。不过,我以为,有一笔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不必推介,更无须设立推广机构,它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,那就是姓名文化。
  姓名是人类的特征,但汉族的姓名文化独具一格,内涵丰富。人文信息、民俗资源、历史积淀、社会符号、文明指向、思想意趣、家族身份等,无不蕴藏其中,经数千年积累演变,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系统。这一文化系统不但影响了其它民族,也辐射至周边国家。然而很可惜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的姓名文化被人为地忽略,蜕变成一个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符号。
  【姓氏之根无可替代】
  我们的姓氏尽管依然保存,但姓氏文化代表的乡土情怀和根源归属,却多半被遗忘甚至切断了。
  人人都有自己的文化之根,这个根是民族、国家和籍贯所无法替代的。我国的五千多个姓氏大多源于上古,几乎每个姓氏都有各自的起源故事和嬗变历史。
  依照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:姓,人所生也。由“女”的偏旁可知,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烙印。南宋郑樵的名著《通志》里有“氏族略”,在其“序”中,概括了姓氏的源流,可谓经典。最初,姓与氏是不同的概念。姓可以辨别血缘关系,具有“别婚姻”的作用,婚姻只能在不同姓之间进行;而氏是同姓衍生的分支,同一姓的氏族由于人口繁衍,分出很多支族,这些支系便是“氏”。比如,“嬴”姓分出徐、莒、终黎、秦、赵等14氏,“姬”姓分出了多达400多个氏。氏可以“别贵贱”,因为最初只有贵族才有氏。春秋时,贵族男子甚至不称姓,只称氏,姓与生俱来,而氏则足以表明其身份。
  战国时代,随着周王室的衰落,宗法关系日趋崩塌,严格的姓氏也渐渐混乱。到了秦以后,姓氏已无区分,宋樵就说:三代之后,姓氏合而为一。汉代之后,姓氏更是融于一体,从皇帝到老百姓,人人都可以有姓氏,而其它许多民族也纷纷采用汉姓。如果真要追根溯源的话,可以说,每一个姓就是一部悠久的人文历史。
  姓氏最能体现的就是人的根源。最初的姓来自于本氏族的图腾或居住之地,往后又以封国、以职事、以族号、以官爵、以谥号、以父辈的字等为姓。在汉民族与其它民族的融合过程中,少数民族有的借用汉姓,如北魏时,拓跋氏就改姓元,达奚氏改姓奚,贺赖氏改姓贺。清末民初,满族人改汉姓也成为一时风气,如姓金、姓关、姓钮、姓佟等。有的民族干脆以汉字音译为姓,尤其是那些复姓,大多源于此,如万俟、尉迟、慕容、令狐等。
  根的意识曾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,根的文字载体就是绵延不断的谱牒,根的终极意义是宗亲归属感。从前,谱牒的存续和宗亲的关怀,可以让人哪怕在千里之外也互为依托;令个人在茫茫人海中,在生疏的大千世界里,寻求到一份精神的慰藉。不过,这宗亲早已超越了那种血缘之亲,升华为一种天然存在的横向联系。在我们小时候,两位陌生人相见,一问贵姓,听到的回答如果是同姓,可能会说:啊,五百年前说不定握的还是一个饭勺!或者是:兴许我们还没出五服呢!
  这些年,我外出旅游和出差,当我们走近村口,望见影壁隐约刻有“陇右名望”四字时,许多人都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。所谓“陇右名望”,指的是李姓,因为陇西李氏,在从前的李姓家族中极为显要。陇西就是陇右,古人以西为右,陇山,便是我们熟知的六盘山,陇西即今甘肃省东部地区。秦代陇西郡最早的郡守是李崇,李姓后人尊他为陇西李氏的始祖。由李崇祖孙三代人而形成陇西郡的名门望族,其子其孙多为达官显爵。汉朝时,陇西李氏又出了飞将军李广及其从弟李蔡,至魏晋,西凉王李暠,即西凉太祖,自称李广十六世孙,在李姓人眼里,他算是李氏的第一位皇帝了。到了隋朝,陇西李氏权倾朝野,而至唐朝,李姓更是成为“国姓”。
  唐太宗修《氏族志》,将李姓置于诸士族姓氏之首,还将有功之臣纷纷赐姓李,仅在唐初,就有16个姓氏因立下战功被皇帝赐姓李。赐姓既显示对有功者、归顺者、来朝者的恩宠,也同时扩展了李氏队伍。纵观整个唐朝,赐姓李可谓蔚然成风,其中少数民族将领被赐姓李的尤其多,因此,李姓延续下来的很多人,实际并非汉人,或是血缘中存有非汉族的血统。
  唐末名将李克用是沙陀人,其父朱邪赤心,就被唐懿宗赐姓名“李国昌”,而其子李存勖又建后唐,之所以叫后唐,正因为姓李。知名作家李辉与我是同事,从他的长相看,很多人就以为他的血统并非纯汉族。
  李姓还有另一支也很兴旺,被称为“赵郡李氏”。赵郡治所位于今河北赵县一带,战国时,曾任太傅的李玑在赵郡定居,于是成为“赵郡李氏”之祖,其子就是赵国大将李牧。南北朝时,与博陵崔氏、范阳卢氏等大家族一样,赵郡李氏也是北朝大族,而有唐一代,赵郡李氏出过17位宰相,最著名的就是李德裕。
  在我们的一路访问中,还看到有的祠堂或人家挂有匾额,上书“四知堂”,这也让很多人迷惑不解。若是放在从前,人们可能一见就知,此户应姓杨,所谓“四知堂杨”是也。四知堂为杨氏家族堂号,其典故出自东汉名士杨震,他调任东莱太守的时候路过昌邑,县令王密正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。王晚上特来拜访、叩谢,并附上十斤黄金作为礼物,被杨震当场拒绝。王密以为杨是佯装,便说:幕夜无知者,杨震答: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,何谓无知?“四知”于是成为千古美谈,也是杨姓的骄傲。
  可惜,当祠堂大多年久失修,匾额也被一扫而空,只剩下残片断字遗留在博物馆里之后;当谱牒被弃之如敝屣,三代以上不知为何人时,姓氏文化就不再是文化,不过是个人称谓的某个前缀而已。
  【名字岂止是简单的符号】
  姓氏文化若与名字相比,还算幸运,毕竟所有的姓氏还延续至今,可名字早已纷纷“沦陷”,高度重复、大面积雷同,可谓一景。
  人名是一个人的符号,从名字可看出家庭、地域、文化背景、社会景象等,有的人名还可能显现一个人的生命状态,所以,在中国历史中,本应有“人名史”的位置。
  我国人名的文化历史也很悠久,内涵更为丰厚,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。商代时干支入名,后来又有“不以国,不以官,不以山川,不以隐疾,不以牲畜,不以器币”作为入名的禁忌。春秋战国时打破禁忌,尤好以“贱丑隐疾”为名;而西汉之后,起名则以尊崇圣洁文雅为风尚。新莽时期起名曾禁用双字,可到了南北朝却盛行两字;自唐宋逐渐形成以辈次命名的习俗,即在名字的第一个字中可显示辈分,到了清乾隆帝时,还钦定孔子后裔辈次用字30个。所有这些,都组成了我们绵延不绝的人名历史。
  人名文化还包括字、号,一个人甚至可以有多个字、多个号,还有学名、小名、诨名,互补互衬,相映成趣,既传递出长辈的期许,又表达出个人的志向和性情。
  字最早见于周朝。《礼记•曲礼》说:“男子二十,冠而字。”“女子许嫁,笄而字。”字由名滋生、演化而来,是对名的补充和解释,与名互为表里,故称“表字”。最典型的如屈原,屈原并不姓屈,他本姓“芈”,屈是他的“氏”,他的名叫“平”,而“原”是他的字,由于先秦时期男子称氏而不称姓,所以人们称他为屈原。以字称呼,是对别人的尊重。
  除了名与字外,有文化有地位的前人还讲究号,号是别称,所以也叫别号。号从唐朝时开始盛行,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唐代文学发达,由于名与字为长辈所定,于是,有点文化底子的人就喜欢通过号来表达自己的性情、志趣。
  号有自号、人号之分,“自号”就是自己起的号,有的是以身份自号,有的是以居住地自号,李白号“青莲居士”,杜甫号“少陵野老”。宋代的欧阳修自号“六一居士”,所谓“六一”是哪“六一”呢?一万卷书、一千卷金石文、一张琴、一局棋、一壶酒、一老翁,其旨趣与癖好呼之欲出。所谓“人号”是他人对此人的称呼,有称官职的,比如杜甫人号“杜工部”;有称任所的,如柳宗元人号“柳柳州”;有称谥号的,如岳飞人号“岳武穆”。
  以号而闻名于世的有不少,人称苏轼为苏东坡,就是因为他的号是东坡居士;朱耷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不多,但他的号八大山人,无人不晓;郑板桥原名郑燮,字克柔,号理庵,又号板桥,人称“板桥先生”。室号也是号的一种,前人常常为自己的书房或居室起名,其中,斋、堂、庵、舍、庐、馆、轩、楼等特别普遍,如陆游的室号就是老学庵。
  直至晚近,字和号,对有文化的人来说,还是非常普遍。孙中山,名文,字载之,号日新,又号逸仙,幼名帝象,化名中山樵;董必武,原名董贤琮,又名董用威,字洁畲,号壁伍。但1920年代往后,恐怕只剩下少数有雅趣的人还在沿用字和号了。刚刚谢世的文史大家冯其庸先生,曾受业于无锡国专,享年93岁,名迟,字其庸,号宽堂。
  谥号是帝王、后妃、诸侯、大臣去世后,按其生前事迹所定下的称号,大都是总结式的评价语言,算是“盖棺定论”。谥号还分美谥、平谥、恶谥三种,十分讲究,好的就是神、圣、文、武、昭、庄等;在位不长或志向未酬的,都是悼、哀、幽、殇;品行不端的则是戾、炀之类。大臣的谥号,前面说的岳飞是武穆;而清末那几位我们熟悉的人物,曾国藩是文正,李鸿章是文忠,左宗棠和张之洞都是文襄,在清代官谥里,成、正、忠、襄属于特谥,只能由皇帝亲赐,足见这几位的重要性。谥号还分官谥和私谥,前面说的是官谥,私谥就是亲友、门生等私下给死者的谥号,有先生、夫子、征士等。
  徽号、庙号、尊号都是给帝王或后妃的。唐代以前,后人称呼皇帝多称谥号,如汉文帝、汉武帝、汉献帝等;自唐代后,皇帝的谥号越来越长,清乾隆皇帝的谥号居然有23个,实在不便于称呼,于是后人多用庙号,如太祖、太宗、高宗等。至于明清,人们最习惯用年号,因为一个帝王往往只有一个年号,如嘉靖、万历、崇祯、康熙、乾隆、光绪等,不像过去,一个皇帝可以用多个年号,唐高宗李治就有14个年号,汉武帝刘彻也有11个,宋仁宗有9个。
  汉族人名文化最讲究的就是“避讳”,这点在世上大概独一无二,“为尊者讳、为亲者讳、为贤者讳”,是避讳的基本原则,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。其中,家讳、内讳是家庭之避讳,国讳、宪讳、圣讳属于社会之避讳。在避讳中,嫌名,即避字音同或字音近之讳,最为普及。避讳的方法可以改字、空字、缺笔、换音。
  名称避讳,经历了多次自然淘洗,延续至近代,事实上,该淘汰的早已淘汰,能保存的也基本保存了下来。家讳这一显示民族伦理精髓的避讳曾最为顽强坚挺,遗憾的是,在近几十年中,有人专以祖辈父辈的名字为名,以致传统道德在人名文化中被遗弃。
  【名字也是时代的一景】
  在我的家乡,四周长辈中姓与名都重复的很少,再怎么样也不会重名。因为他们的名字含义讲究,重复概率不可能高。好不容易遇见个重名的,却又不重姓。即使很多来自乡村又没什么文化的人也不重名,名字还起得有滋有味,一问才知,他们的名字得自于村子里识文断字的先生。
  20世纪前,我们的人名史总体来说比较平稳,没有大的波澜起伏,含蓄、亲切、讲究、有文化、尊重家族历史的继承性,可以说是基本特征。有人叫做狗蛋、栓柱、二娃,那多半是乳名,即使是喜旺、水生、根发、满囤、来财、春妮、银翠,也不失一种和顺,偶尔有个建国、建华,还表达了一种憧憬和向往。但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,人名好像人生,往往随波逐流,自然也少不了奇闻丛生。
  曾经有过一段时期,社会上盛行二元思维,非此即彼,什么都追求简捷干脆,一刀切,名字当然也不例外,单字便成了名字中的大流。
  与时代齐名是当时起名的风尚。时代精神就是简单明确,一目了然,不拖泥带水,更不能复杂多彩,这时的名字多以单字打发,单字又多以通俗明白为首选。
  假如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,援朝、抗美是首选,接着是宪法与和平,如果1958年出生,便有卫星、跃进,或将“大炼钢铁”的“钢”字嵌入其中。再往后就是卫兵、卫东等“批量生产”。有些运动名称因为过于直白,所以几乎无人敢用——“镇反”“四清”“揪刘”“批林”这样的名字并没有出现,但爱华、爱民、爱国、爱军得以迅猛推广。上世纪70年代末讲“抓纲治国”,“抓纲”倒是没人叫,不过叫“治国”的却是一窝蜂。
  叫建国的,初始还多为1949年生人,以后似乎无论什么年月出生的,都有了加入这个行列的可能,最终,建军、建华、国庆、庆国等层出不穷。那个时代,在双字里加个“小”也有普及之势,如小纲、小刚、小军、小伟、小华、小红、小东、小庆、小明等,文雅一点的,便是将“小”改为“晓”。反其道而行之的,就加个“大”字,实在想不出来了,取一个最简单的字再叠加,如东东、方方、亭亭、圆圆。这样的名字在古代属于勾栏瓦舍,如今放在孩提时代也无不妥,但一把年纪后仍如此叫法,未免有所不宜。
  大概复杂、琐碎、庸俗、典雅、文绉绉,在那时有落后的嫌疑,于是,稍微中立些的,叫青、丹、维、云、敏、原、聪、方、宁、平、江、琴、勤、华、星、丹、慧;昂扬些的,称辉、燕、梅、阳、纲、明、英、健、芳;既鲜明又具体的,干脆就是军、红、兵、勇、斌、庆、强、洪、东、亮,即便是双字,也是国庆、卫华、建国、建军,应一时之选,风行大地。
  名字追随人的一生,照理说最该斟酌,然而,很多人打小起最草率的就属起名字了,随大溜便万事大吉;不论姓氏与名字通畅不通畅,表示高姿态便一了百了。姓氏是先天的,而名字一旦紧跟时代,和姓放在一起,一看一念一琢磨,疑问也就来了。有个单位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特别多,大家一聚集,才知道有许多“建国”,牛建国、马建国、杨建国、侯建国、朱建国、苟建国、余建国,这样的扎堆,每当有来宾光临,一一介绍之后,当然不免尴尬。我有位熟人,姓白,父母却生生给起个爱国,结果几十年落为人家背后的笑柄。还有一家,分别叫爱国、爱民、爱党,“文革”时被逮个正着,说是骨子里爱的是国民党。
  名字,虽说是个符号,但符号代表的是人,而人是有思想的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将过去特殊年代起的那些名字又改回去,成了一股浪潮。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出席名单里有一人叫郭批孔,最引人注目,其实他从前叫郭崇孔,因为赶“批林批孔”的时髦,改为郭批孔,80年代时不得不恢复旧名。
  【姓名文化应该传承】
  人名文化的衰落,在于蜂拥趋附。名字的高度重复,原因就是为时代而趋同、向时代看齐,趋的是一时的政治风云,附的是暂且的社会大潮。
  人名文化传承载体的丧失,也为名字带来雷同。过去很多目不识丁的人,许多没有读书经历的农民,却可以起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名字,这是因为他们的邻里和同族中总有一两位识文断字的人,可能是过去的秀才,也或许是私塾先生。他们的历史文化涵养和代代相传的人名文化知识,让他们负起了传承之责。然而,这样的人早已作古,时代没给他们提供后继有人的机会,因而终于断层。
  人名文化的延续,还在于过去的许多名字都有祖辈定下的辈次之字,表达了大家族的伦理次序,最后形成习惯,一代一代接续。可是有过一段时期,家族历史是人们忌讳的事情,谁都害怕“查三代”,辈次之字当然也在遗弃之列,最后,连有些孔子的后裔都抛弃了自己应有的辈次。
  有人大概会说,人口少的时代自然重名、重姓的也少。但这只是相对而言,之所以难得重名,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名称的文化含量,仅看那些文化名流的名字便可知,元济、斯年、寅恪、寅初、廷黻、用彤,这样的称呼怎么可能高度复制?而且,那时还有表字或别号可以区别,梁实秋、马相伯、俞平伯等人都是以字而闻名于世的。
  说那个时代仅仅是文化人的名字有文化,其实也未必。民国初年张作霖、张宗昌、张敬尧、张勋很出名,这“四张”都是贫苦出身,上一代也没读过书,但除了“勋”字有可能重复外,其它名字都有点文化。我手头有一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部分名单,其中,每十多人中仅一个单名,随便抽出的名字就是星宝、启祚、昭亮、克常、文显、烜泰、承朴、铭藻、自全等,而这样的名字在我这代人中已经很少见了。
  改革开放后,随着多元文化的出现和发展,按理说,名字应当出现繁荣的局面,可惜,传统文化的衰落已使我们的名字缺少了文化传承人。
  在乡村,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,依然起了许多六七十年代的名字。在城市,80后、85后或再往后的人,有的名字与乡村一样,选字仍然延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只有过于政治化的那部分退隐。有的虽产生了文化追求意识,父母查字典、找起名公司、拜“大师”,结果却是五花八门。这时候起名字,如果不是一如既往,也多是莫名其妙,或是将奇异字一拼,或是将带金、带土、带水的那么一凑,或是把含有福禄寿意思的字组装起来,还是少了一份厚重的文化意韵。
  名字伴随人的一生,很可能影响一生的审美情趣、文化观念、自我感觉与自我认知。特别是汉字,声、形、义并茂,有可能影响终生的志趣和品貌。当一个人对待起名随随便便时,也就不会对名字有多少文化认识;当大多数人对名字无所谓时,姓名也就不再是文化的载体。
  今天,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名字作为文化的意义,开始认真为下一代起个有分量、有内涵、不重复的名字。姓名文化体现了辈分、渊源、传承、期盼、情感、思维,而且讲出处、有典故、通伦理,姓名的避讳之礼尤其博大深厚,礼义廉耻尽在其中。今天,当我们讲求传承历史文化的时候,首先应该传承最能代表民族意识、最值得赓续的姓名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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